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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绍之 [公元1906年-1935年,革命烈士]

155次  2020-08-24  分类 : 湖北   评论(0)
王绍之,字德生,名临川,化名曾德安,黄应龙,1906年2月17日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古角山王敬湾的一个地主家庭。他于1925年武昌启黄中学毕业后,加入中国共产党,由组织推荐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。北伐时,他任国民革命军营长。
1928年春,王绍之奉命脱离国民革命军,回鄂东协助中共鄂东军委书记周为邦领导黄广暴-动,担任中共黄梅县委军事部长。县委考虑他是古角-团总王焕廷的儿子,利用这一特殊身份,以开中药铺做掩护,恢复组织,准备暴-动,并寻机做好王焕廷的转化工作。谁知王焕廷反动透顶,得知儿子“解甲归田”,妄图凭借王绍之的军事才干为他所用。在一次宴请地方绅士的酒席上,议论如何继续扩大-组织,加强-力量,王绍之劝父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;王焕廷斥子“慈航普渡,难济众生”;子指父是“人民公敌”,父骂子是“王氏叛逆。”在争论中,几乎达到“火拼”的地步。幸得几个头面人物出来排解,“战争”暂告平息。
是年冬,县委考虑王绍之在东区古角处境的艰险,把他调到下西区,以游医作掩护,化名曾德安,协助县委程运南组建扩穴特支,开辟鄂、皖、赣边区地下交通。
1929年夏天,王绍之与圹穴特支九江支部书记桂月秋在九江,以黄梅人经营的李义发客栈为联络点,发展党的组织,组织武装暴-动。因不慎被反动当局察觉,桂月秋被捕牺牲,王绍之被通缉。县委为保护王绍之的安全,将他转移鄂东办事处。王绍之一到阳新,就与中共中央巡视员、湖北省委特派员曹大骏、吴致民二人接上头。时吴致民兼任大冶中心县委书记,派王绍之任阳(新)大(冶)手枪游击大队副队长,此时,王绍之更名为黄应龙。不久,阳新、大冶两县特务队、赤卫队与阳(新)大(冶)手枪游击大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,王绍之任纵队长。
12月,大冶兵暴和阳新起义胜利后,部队统一整编为红五军五纵所属支队︰原五纵主力编为第一支队,起义武装为第二支队,原红十二军和原五纵一部为第三支队,王绍之为第三支队支队长。
1930年6月,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,由滕代远、何长工传达上海会议精神,根据中央指示,成立红三军团,下辖红五军、红八军,王绍之在该军先后担任过军部副官长、团长、军附属医院政委。1931年9月,王绍之调任红三军团医院政治委员,后任红五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、红军军医学校政治委员,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“围剿”斗争。
红军在反“围剿”战斗中,取得了重大胜利,但伤亡也很大,如猛攻平江县城时,虽然战果辉煌,但红军伤亡达300多人。当时,医院药物奇缺,王绍之只身去武汉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。由于购买药物过多,引起国民党军、警、特的注视,进行盘查,当作“通匪”嫌疑犯,将他扣留审查。幸得在汉黄梅同乡会的友人四处活动,寻找黄埔军校四期一个同学、国民党中的军官出面保释,始得脱险。自从这次以后,打通了这条渠道,王绍之经常派人去武汉找同乡会的友人,帮助购买急需药品,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。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12月,红一方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,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。在黎平,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和红军女干部,虽然年老、体弱,跟随主力部队行动有困难,但他们坚定地表示要跟随主力红军走到底。为此,中央决定把他们集中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,即干部休养连。周恩来亲自部署,任命何长工为连长,王绍之为指导员。
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,转战贵州、四川、云南边界地区,四渡赤水,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,歼灭大量敌人。随后,出敌不意,南渡乌江,佯攻贵阳,乘虚进军云南,巧渡金沙江,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堵截,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
5月,通过彝族地区,部队到达冕宁县时,为缓解红军主力快速抢渡大渡河,翻越夹金山,摆脱敌军对后卫部队的干扰,并为在大、小凉山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,中央、中革军委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在冕宁组建中共越西特委、冕宁工委、冕宁革命委员会、冕宁抗捐军,开辟游击根据地。王绍之得知这一决定后,向组织申请,要求留下来。
5月22日,毛泽东到达冕宁,在总司令部召-议,参加会议的有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萍及廖志高、王首道、李井泉、王绍之等人。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及游击战争等问题。后由陈云主持召开留下来的红军干部会议,周恩来出席参加,并宣布王首道为中共越西特委书记,李井泉、陈野萍、王观澜、王绍之等为委员;陈野萍为中共冕宁县工委书记,王绍之为冕宁抗捐军总司令。
王绍之接受任务后,发动群众,组织群众参加抗捐军。抗捐军发展很快,有500多劳苦大众参加。
在特委、工委的领导下,抗捐军选送向导给红军带路;运送伤病员和物品;铸集军粮;宣传党的政策;维护治安;打富济贫。抗捐军枪毙了国民党冕宁县泸沽区区长、大恶霸余惠安,抄了城内大地主刘耀南、田坪大地主朱绍阶等的家,把抄出的粮食、布匹、财物分给穷人;烧毁原县政府部分档案和公私田地粮田册;宣传废除原县政府残害彝族同胞的“换班坐质”制度。
5月27日,殿后的红九军团在县南泸沽击溃追敌后迅速北撤。王首道、李井泉等奉令归队,留下一个连,由王绍之带领,掩护地方常的工作。
红军主力部队过完彝族地区后,王绍之率领抗捐军就地打游击,计划与红军干部刘彬率领100多名红军战士组建的一支游击队配合行动,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得悉敌薛岳、刘文辉、邓秀廷各路敌军即将到来,形势急剧变化,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捐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,坚持原有阵地实有困难,一天大早,王绍之乃将抗捐-移城北一里多地的小堡,与刘彬游击队会合,与敌周旋。中午,队伍开到县北20公里的大桥场,在场镇外休息,等红九军团尾队走完才进场镇。这时,彝族果基小约达达的弟弟果基尼带领一群彝人,打着“红军夷民沽鸡支队”番号的旗帜,向抗捐军要枪,说什么是前面部队叫了,王绍之与政委陈野萍商讨说︰“听人说,小约达有反心,不可靠。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给枪他们。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,尽量避免和彝民发生冲突,首先稳住他们”。下午,果基、罗洪、伍等“三支”(支,即氏族,彝族部落的称呼)彝人来得很多,王绍之估摸不透他们的意图,与陈野萍、刘彬等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办法︰一、这里无法坚持斗争,只有脱离危险区,迅速去追赶红军;二、当天下午就和果基家支、罗洪家支的头人喝血酒盟誓;三、明天动身时,请果基小约达派20人送抗捐军过彝族区(因为从冕宁北部安宁河支流拖乌河到南垭河一线是果基家支的范围)。
这次喝血酒,抗捐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。彝族只有果基小约达和罗洪作揖参加。小约达表现得比较勉强,王绍之和陈野萍有疑虑,晚上就找小约达做工作。
5月28日一天早,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,小约达派来护送的人远远不止20人,加上罗洪家支、伍家支的彝人硬插入部队跟着一道走,便把行军行列插乱了,行动缓慢。走到大桥北约四公里的俄瓦山的山坡下,罗洪家支突然有人送来消息,说军阀邓秀廷部已堵截去路,前进有困难。王绍之等便决定改变行军方向,往左向西,朝田坝罗洪家支地盘走。小约达说︰“那是罗洪家支的地盘,我不能去,我同罗洪家支是冤家,我到那边去,他要害我。”王绍之、陈野萍都说︰“有我们担保,昨天才吃过血酒啊!”小约达固执着只能走自己的地盘。王绍之命令队伍原地休息,做小约的思想工作。正在谈话间,突然啪的一声枪响,刘彬队长中弹身亡,抗捐军队伍因而大乱,彝人趁机开始抢枪,还打死了红军干部。抗捐军执行民族政策,严守纪律,没有开枪。在枪声中,王绍之照样向彝人做工作,并高喊︰“不用打,不用打,有话我们慢慢说。”这时,喊也无用,枪让彝民抢去不少,还击会造成不良影响,只好下令突围,朝既定方向走。抗捐军在突围时,有的冲散了,有的被打死,伤亡较大。快要冲出包围圈时,王绍之中弹负伤,倒在山脚下的草丛中。抗捐军战士将他救到罗洪家支的罗洪迭都家隐藏,红军干部方忠等亦被救至迭都家。邓秀廷闻讯,派一个连进行搜捕,包围了罗洪迭都的村寨,声言不交出红军流散人员,就要血洗村寨,踏平罗洪迭都家支地区。王绍之为了不连累这位彝族兄弟和罗洪家支,对罗洪迭都说︰“迭都兄弟,为了你的全家和村寨的安全,请把我交给国民党军吧!”说罢,王绍之挺身而出,怒目吼道︰“红军在这里,不准侵犯彝族同胞。”罗洪迭都和村寨的彝族同胞含着热泪,望着邓秀廷把王绍之、方忠等红军战士绑走。
在冕宁狱中,惨无人道的邓秀廷将关押的红军、抗捐军战士,不分男女,全部剥得一丝不挂,戴上手铐和脚镣,关在一起,妄图从精神上、肉体上折磨他们。邓秀廷对王绍之施用了各种酷刑,要他供出抗捐军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去向和中共冕宁地下党的情况。王绍之咬紧牙关,坚不吐实,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-。邓秀廷黔驴技穷,于1935年6月中旬,派副官长刘国侨将王绍之、方忠押解到西昌,交国民党中央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收。薛岳亲自进行审讯,王绍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,宁死不屈,拒写-声明。后被押送到雅安。1935年冬又被转送至成都杀害。
来源:中华英烈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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